著作權人：本篇源自陳世芳，〈大溪普濟堂之源起：姚哲聖、姚哲儒、姚哲民先生訪談錄〉，《桃園文獻》，第十五期（2023），頁149-157。由桃園市政府文化資產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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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姚哲聖、姚哲儒、姚哲民
訪談人：陳世芳
採訪時間：2022年12月3日
記錄整理：陳世芳
攝影：盧逸峰
民國108年（2019）9月出刊的《桃園文獻》第8期中，刊登〈日治時期成立之大溪社頭在地發展脈絡與傳承〉一文，該文旨在討論大溪社頭參與境儀式的沿革及過程等，而當地境儀式的由來，則是要由普濟堂三聖恩主信仰開始談起，內文以普濟堂已逝前主委呂傳命先生（註1）所著之《大溪普濟堂沿革誌》內容為參考依據，提及普濟堂並非是族群遷移、家族、地緣等歷史脈絡所發展出來的神明信仰。
有關普濟堂起源的說法，除《大溪普濟堂沿革誌》中所載之內容外，源起於大溪的姚氏家族對此則有不同說法，為了將普濟堂之起源問題講述清楚，姚家後人發起了「正名運動」，並主動聯繫桃園市文化局，希望能在《桃園文獻》中再行刊登普濟堂源起的其他版本。故而本文內容重點，即在於闡述普濟堂之發起與姚氏家族的關係，以究明過往普濟堂歷史沿革敘述中的模糊地帶，提供另一面向的思考方向。
在說明普濟堂的歷史源流之前，首先介紹一下對普濟堂現行歷史記載有所疑義的大溪姚氏家族。姚氏祖籍為漳州錦田望族（註2），姚氏在臺墾拓之先祖姚隆山，又名勤善，與其妻姚王氏阿玉育有2子，分別為長子姚回想、次子姚石珠。本次欲對普濟堂歷史提出新說者，乃是姚回想一脈。姚回想與妻姚游𤆬治育有長子姚阿朝、長女姚氏修、次子姚鴻池，此次3位受訪者姚哲聖、姚哲儒、姚哲民皆為姚鴻池之子。
就姚家三兄弟所述，姚氏家族自清代時已移入桃園大溪，經營雜貨事業，販賣生活必需品，另也經營金飾店、食店、木雕業等，與對岸漳州、泉州、福州及臺灣北部艋舺、滬尾等地往來密切，生意興隆，收入頗豐。據日治時期戶籍資料。所載姚隆山逝世後由長子姚回想承繼家業，據載為從事日稼業（註3）、雜貨商、租賃商等營生，因家中事務繁多，還可見有多名雇人在戶籍之內。姚哲民提及日治時期家族承繼祖輩家業，除原有商鋪外，兼營米業、酒專賣及建材運銷等（註4）。
大正14年（1925）姚回想去世，昭和元年（1926）姚隆山之妻、姚回想之母姚王阿玉也過世，次子姚石珠因感家族支柱重心皆逝世，無心續留大溪，長姪姚阿朝業已成人，繼承家業，故將部分產業處理後，轉赴花蓮，大溪家業則由姚回想一脈存續。
昭和5年（1930）姚阿朝因與叔叔姚石珠感情融洽，加之在大溪的家族重擔不堪負荷，選擇跟上叔叔的腳步，帶著家人也前往花蓮。姚回想次子姚鴻池一脈在1940年代初期，轉往基隆、九份一帶發展，至於姚回想長女姚氏修，因嫁與大溪知名匠師鄭貴琳，故一直未離開大溪，是姚氏家族唯一留在大溪的一支。瞭解姚氏家族在大溪的發展後，接下來要敘述姚氏家族認知中，大溪普濟堂的發展源流。
依據呂傳命所編纂的〈大溪普濟堂沿革誌〉（以下簡稱沿革誌），其講述普濟堂之源起，乃是大溪本地人王天恭，以及福仁宮（註5）廟祝李才旺兩人，因外出打拼工作時，感知竹東沙坪地區三聖恩主之靈驗，故而分靈回大溪供奉，最初設座供奉的地點為江傳興之私宅，後再移至江序抱（註6）先生家中。
關於上述說法，姚氏後人認為與他們所知的普濟堂源起版本並不相同，就其家族中所流傳，最初對三聖恩主之崇祀，並非如沿革志所說由竹東沙坪遷入大溪，三聖恩主原是姚隆山的原鄉信仰，光緒13年（1887）姚隆山攜子返回漳州錦田老家祭祖，同年恭迎家中所供奉之三聖恩主神牌及公媽牌來臺，奉祀於大溪自宅中，故原始普濟堂的性質應屬家祠。
此外，因姚氏先祖為人樂善好施，時常施棺助葬，投入社會救濟事業，例如：若有人來店鋪買物賒帳，姚回想雖將之登記於帳冊之上，但最後若對方無力償還，則將帳簿銷毀，不再向這些窮苦人家索討，由於姚家之善行，故本為姚氏家祠性質的祭祀場所，漸轉變為具有「善堂」（勸善、行善）意涵的地方公共場域，不再僅做為姚氏家祠而已。
姚家對上述說法所提出的證明為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現今普濟堂所在地，在日治時期為桃園廳海山堡大嵙崁街（土名草店尾街）百四番地（104號），而據戶籍資料所載，姚回想確實曾為此戶籍之戶主。然前述沿革誌中的說法，普濟堂初成立時是放置於江家私宅之中，對於此說，姚哲民先生表示，實際上普濟堂在成立之時，廟址確實就是104號，當時還是所謂的善堂，並未被叫做普濟堂，而之所以會有傳說提及普濟堂初成立時是在江家私宅中，可能是因為江氏家族曾經跟姚家購買過土地所致。
根據明治33年（1900）6月，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臺主持土地調查期間，為做登記而提出的〈理由書〉中，留下了江家7人曾向姚回想（瑞昌）、姚石珠購置店屋的紀錄。姚哲民認為，或許正因如此，當地才會流傳江家買地是為了建154第 十 五期廟的說法，但實則江家所買店屋位在大嵙崁下街，並不在普濟堂所在地草店尾街，故此說應為訛傳。
也正是因為普濟堂所在位置原為姚氏家族之私宅，故而姚家後人認為正確的普濟堂歷史源流應為姚隆山在世時，由漳州老家迎來三聖恩主神位，並奉祀於自宅中，當時性質仍屬家祠或善堂，至姚回想時做為發起人，成立普濟堂，可謂為普濟堂之創始人。
而廟務方面則敦請江序益做為經理人，對外接洽，但明治40年（1907）時江序益去世，後續又再有其他經理人接手管理廟務。故在沿革誌中提及推江序益先生為堂主，所指應為江序益初期管理廟務之事，並非普濟堂為江家所發起。
據現傳之普濟堂建廟歷史來看，為明治35年（1902）設立，明治40年（1907）由江序益、呂建邦、江健臣、江次全、黃希隆、鍾會南等多位地方士紳，共同發起建廟，至明治41年（1908）即告竣工。對於這個說法，姚哲民等人也有若干疑義，在姚回想的戶籍資料中，戶口內部的記事中記載，於1908年10月13日前姚家仍居於廟址104號上，之後因建廟之故搬遷至他處，戶口曾入35、36、45、46號，最後待在29號。姚先生說這是因為原為家祠的普濟堂要整建，故而姚回想才會搬遷至他處，且蓋廟的時間並非如現行紀錄所載，僅花費1年時間（註7），而是直到大正3年（1914）前後才全部修建完成。
當時正因為蓋廟的時間花費相當長，姚回想當時還被人笑建廟的速度太慢，姚哲民說之所以廟蓋得如此緩慢，除了因為是為了讓母親姚王阿玉有地方修行所建，希望蓋的更加舒適之外，也因為姚回想較為挑剔，修建得不好之處還會拆掉重蓋，再加上好建材多半要從大陸運來，因此所費時日較久。
針對這樣的說法，姚家後人所提出的佐證為姚隆山之妻、姚回想之母姚王阿玉之戶籍資料，據載姚王阿玉於大正4年（1915）12月16日被註記寄留於普濟堂廟址104號，且姓名旁還加註廟守（即廟祝）字樣，就這樣待在廟裡直到昭和元年（1926）去世為止，故姚氏後人提出廟宇修繕完成的日期應在大正4年（1915）間。
且姚哲民也提及，當時廟宇修建完成後，要將三聖恩主的牌位再次奉迎回104號，選定的時間就是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因為這天是神祇的誕辰。最初只是要將神位由29號遷回104號，大概只是歷時5分鐘的路程而已，但因為附近的信眾都跟著膜拜，也做了一些儀式，故而成為普濟堂的第一次遶境紀錄，形成普濟堂固定的年中行事，遶境的範圍也愈來愈大。
正如前述，大正14年（1925）、昭和元年（1926）姚家支柱姚回想、姚王阿玉相繼去世，姚氏家族也陸續搬遷，僅剩姚回想之女姚氏修因婚嫁之故，仍留居大溪，家族其他人則移轉至花蓮及基隆等地，也正因如此，普濟堂相關事務皆未再插手參與，大概自姚王阿玉過世後，姚家與普濟堂的連結宣告中斷，陸續進來其他人接手管理運作，而戰後則是由呂傳命先生出任委員，負責廟務運作。
在此處，姚氏後人又提出一個問題，即至戰後普濟堂所在廟址被認定為無主地，故而被國有財產局接收，直至民國91年（2002）才在政策轉變的情況下，同意將宗教用地由使用者普濟堂出資買回，目前廟宇所在地登記為普濟堂所有。針對此事，姚哲民主張廟地原本應是姚氏家族所有，並曾為此事前往地政事務所調出104號周邊的日治時期地籍資料，並因此土地所有權不清之事，向國有財產署請求調閱相關資料，然而最終有關單位的回覆為該地號已查無資料，該資料應已被銷毀，故而無法究明日治時期的土地歸屬情形。
戰後重新登記戶籍資料之時，姚回想的3個子女，姚阿朝、姚氏修、姚鴻池被登記的父親名字皆不同，分別為姚和尚、姚回想、姚瑞昌。據姚哲民先生的看法是，雖然過往姚回想曾使用過其他名字，即姚瑞昌或姚和尚（回想的閩南語發音），但是在日治時期登記資料的姓名皆為姚回想。
然而戰後在登記姓名時，不知是否刻意更改了姚回想之名，居然3個子女所登記的父親姓名是相異的，姚先生認為這可能是當局故意不讓後人將戰後所用的姓名，與日治時期所用的姓名核對上才出現的怪事，也因此才衍生了即使戰前持有土地，但到戰後卻查無此人的情形。亦正因如此，原先104號的廟址才變成了無主地，被收歸國有。
否則，即使104號地在戰前不歸姚家所有，為何到戰後會無人登記，而成為了被收歸國有的無主地，這也是姚氏家族主張姚回想家族確實是普濟堂發起人的證據。
姚哲聖、姚哲儒、姚哲民3位姚家後人，在受訪時多次提及，之所以將普濟堂歷史源流之事再次拿出來討論，只是想讓這間大溪相當具代表性的廟宇，能有更貼近真實的歷史記載，有關姚氏家族與普濟堂的關係也希望能夠有所澄清，作為普濟堂「發起人」的事實不遭湮滅。
姚哲民特別提及，許多已出版的圖書、刊物，甚至是研究論文，在普濟堂源流的撰寫上多半各有謬誤，其源頭多半來自於最初的歷史就混亂不清，因此眾人以訛傳訛，久而久之歷史的真相也被遺忘了。而姚氏子孫大概自民國108年（2019）起即發起所謂普濟堂「正名運動」，一路走來其實艱難重重，尤其是歷史資料的滅失，更是讓探求真相的道路備加困難，然而姚氏後代亦提及：「做這些事情的理由，絕對不是為了爭奪廟產，或希望博得什麼美名，純粹只是希望還原史實而已，期望各界不要有所誤解」。
本文的撰寫因史料並不齊全，且現行資料眾說紛紜，加上歷史記憶也可能有誤的情況下，對於普濟堂之源起也僅能多拼湊出一塊由姚氏家族所提供之說法，為普濟堂的源起增添一些由不同面向切入的內容。
有關姚家後代所懷疑的戰後土地登記問題，是否因姓名錯誤而出現喪失土地的可能，就姚家的案例觀之，因資料不全，目前也僅能存疑。不過，在現行的研究討論中，如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以更改日式姓名的臺人遭遇為例〉（註8）一文，即是探討戰後姓名登記之相關手續十分繁雜，且若是公法上的文件及契約，未能在一定時限內處理完成的話，原有的產業可能會被政府沒收，這或許是一種解釋方向。
然而，以善（鸞）堂地位存在的廟產，亦有可能在戰前屬於公業，並非由一人持有，在姚家所提供的戶籍資料中，自大正四年（1915）姚王阿玉回居百四番地為「戶主」並兼任「廟守」於普濟堂裡，直至大正15年（1926）去世為止。另有一位素麵製作者陳來旺同時寄留廟中。而有關日治時期104號廟地的相關地籍資料，目前通報是已銷毀或遺失，故該歸屬究竟為何，已是相當難以斷定了。
1.呂傳命（1907-1969），大溪知名士紳呂建邦之三子，大正10年（1921）畢業於大溪公學校。其父呂建邦在大溪名望甚高，清末被推舉為大嵙崁總理，日治時期曾受佩紳章，擔任大嵙崁區長、大溪街協議會員等職，在地方上相當活躍，對普濟堂之廟務經營亦不遺餘力，呂傳命也因此與普濟堂結緣，出任管理委員，對戰後普濟堂之發展影響甚大。吳振漢總編纂，《大溪鎮誌》（桃園：大溪鎮公所，2004），頁239、250。
2.清代漳州錦田為漳州府龍溪縣二十八都烏礁保田裡社，現為漳州市龍海區紫泥鎮錦田村，姚姓目前仍為當地之大宗族，人口約占當地8成，人丁興旺。
3.日稼業：據台中市梧棲區戶政事務所對戶政工作的授課講義中指出，日稼（業）的解釋一般為受雇農工，或被認為是打零工維生者。而姚氏兄弟受訪時皆稱，在日文中日稼也有以住家為工作場所的意思，且一再強調其先祖家世不俗，從家族耆老及當時鄰居的談說中，也可確認姚回想先生應非受雇農工或打零工維生者。劉醇宏，〈戶籍資料之辨讀與於地籍清理之應用講授大綱〉，參考網址：dajialand.land.taichung.gov.tw，徵引日期：2023年2月15日。
4.有關於姚哲民先生所述關於姚氏家族的相關商鋪經營情形，在現有資料中未尋得相關佐證資料。姚家人對此表示，因先祖生性低調，雖事業經營成功，卻不愛出風頭，需要與官方往來之事，皆委由他人辦理，故在資料中未能找到商鋪經營或酒業專賣的資料。
5.大溪福仁宮，建立於嘉慶18年（1813），主祀開漳聖王，而廟內祀神亦有客家、泉州的地方神祇，為大溪重要信仰中心。
6.江序抱，光緒5年（1879）生，桃園廳大嵙崁人，曾任大溪街保甲聯合會長。臺灣新聞社，〈江序抱〉，《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頁 44。
7.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載，明治41年（1908）11月新建成的普濟堂，欲再擴建兩廊，並加以油彩，而經當地信眾慷慨解囊捐獻，該堂建築軒昂優雅，文人墨客絡繹不絕，做為避暑勝地亦佳。〈廟與新構〉，《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1月19日，版4。
8.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以更改日式姓名的臺人遭遇 例〉，《國史館學術集刊》，期13（2007年9月），頁12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