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經常發生械鬥衝突，使得民宅、市街都相當注重防禦，為使敵方進入後不易迅速通行， 街道狹小、店屋緊密遂為當時市街特色之一。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將市街道路拓寬，沿街建築的外觀逐漸被注意到；加以臺北城內家屋改築後的嶄新市街景觀，引發臺灣人市街的仿效並加以轉化，運用建材亦更多樣化，如從日本引進的洗石子技術，更是從官廳公共建築擴及至沿街的民間商業建築立面， 讓市街一改面貌。（註89-90）

大嵙崁街完成市區改正的道路、水溝工程後，各戶亭仔腳工事則由居民自行負責，主要街道店屋原本即有軒下（のきした，指稱屋簷下）通道，透過此次市區改正統一亭仔腳通道寬度與地坪高度， 業主依各自意願興建牌樓面。 （註91-92） 台灣日日新報1919年7月即報導大嵙崁街民眾於該年3月保甲會議中決定實施亭仔腳工事，預計到明年1月時約2/3可完成，屆時將面目一新。 從現存牌樓落款紀年可不少即在1919年落成，亦有幾坎店屋牌樓為1918年落成。（註93）

就老照片及現存的牌樓店屋來看，分布於過去下街、新街的和平路上，新街、上街的中央路，以及新南街的中山路。牌樓面以紅磚為主體建材，尺寸為日治以來的機器磚規格，多採英式砌法，磚造符合市區改正時之家屋建築規則防火的規範；一樓部分多採四柱三間，有拱圈也有平樑構造，後者為鋼筋混凝土為新工法的使用。

在簷線以上則常有突出山牆，並以各種圖像造型裝飾，包括漢人傳統的吉祥花果動物、洋式勳章番仔花、或類日式家徽圖像，並混合運用洗石子 、面磚、剪黏、泥塑等。（註95）

以下列舉地方紳商：呂鷹揚、林源松、王式璋、江健臣、簡阿牛等之個人或家族當時所有之店屋牌樓說明。

呂鷹揚1908年購入新南街68、69番（今中山路15、13號），並在1918年8月購入隔壁的新南街70番（今中山路11號），其兄呂先春則於1911年買下新南街61、62番（今中山路29、27號）居住。

新南街68、69、70番三崁店屋牌樓，從居中的新南街68番匾額題「蘭室」落款「戊午年」、「仲冬立」 判斷應於該年冬天修建完成。牌樓落成不久，1919年2月呂鷹揚即為其子呂鐵州娶媳，時機十分巧合。此牌樓也是大嵙崁街內落款時間最早者，對於當時市街居民來說應具示範指標性。（註100） 三坎店屋牌樓強調中央軸線，對稱設計，一樓清水磚與洗石子構成辰野樣式的飾帶橫貫三坎店屋，營造如同為一座三開間大宅。每坎入口都是中大側小的三間的形式，以中間坎的中央開口最大，山牆較高且為弧狀造型，左右邊牆的欄杆製造深度與光影效果，讓人自然將目光放在中央的英文縮寫勳章裝飾及匾額；左右坎三角造型山牆內為幾何「呂」姓勳章裝飾，兩側牆的菱形紋為轉化傳統方勝造型，內斂地扮演好陪襯角色。牌樓以西式造型與裝飾為主，山牆中勳章裝飾的英文縮寫、姓氏表露建物所有權者，匾額「蘭室」則反映其漢學人文素養。

呂鷹揚為大嵙崁街內較早到日本參訪者，造訪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與博覽會，對於日式、西式的建築早有所接觸；在臺灣的社交關係也常與日人交涉，並曾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詩、文，常顯露出迎向文明、進步的期待。

而從呂鷹揚母親於1917年時逝世採「新舊折衷葬式」， 呂鐵州1919年迎娶行列有洋漢樂隊 ，即目前所存留的牌樓，都顯見新時代流行的文化對呂家生活之影響。（註101-102）

新南街61、62番的牌樓在外觀造型上有相近的配置與建材，僅在裝飾圖像與匾額題字有所差異，勳章飾中間的家族「呂」姓符號，具有工業設計感，並運用於邊柱柱頭上，顯露濃厚的家族意識。兩坎牌匾分別題字「先記」、「永春」，或許為紀念已過世的呂先春；落款「乙未秋」、「鄭永南書」，鄭永南為有名書法家，與呂鷹揚同為桃園吟社成員。 （註103）

「先記」、「永春」牌樓落成時間晚於同街的「蘭室」，造型與風格並不相近，材料上洗石子使用更為頻繁，也用了白色面磚、紅色面磚以及剪黏，裝飾上外來與傳統圖像並置，可見到同家族成員各自不同的喜好，然而對家族意識的強調與重視則是一致的；而「先記」、「永春」牌樓的用材、裝飾較接近同期進行牌樓工程的下街店屋，可想見當時工匠團隊穿梭於市街內各牌樓工地的忙碌景象。

　　於1921年授配紳章的林源松（1881－1964） 出身頭寮林家，其祖父林登雲（1815－1888）為林本源家族之管事，隨林本源家族開墾三層地區，進而累積資產成為頭寮重要地方家族。林源松在清治時期接受書房教育啟蒙，日治初期即進入國語學校學習日文，後於公部門擔任翻譯，1906年起經營頭寮附近員潭坑之煤炭事業 ，1907－1918年間亦受聘於林本源家族，1917年將員潭坑之煤礦權轉給簡阿牛， 另申請海山堡橫溪庄附近炭礦。（註104-106）

　　林家事業範圍擴及至大稻埕，可知在1911年時已在大稻埕新興街15番戶成立「成春號」。 林源松於1918年辭去林本源家職務後，從事造林與開墾，並於1920年獲選為大溪街協議會員。（註107） 按1917年的戶籍抄本記錄林源松父親林萬勝（1859－1941）的職業為「貸地業」，戶籍現住所為新南街73番地（今中山路12-1號）。 於1919年1月24日買下新南街71-1番（今中山路10號），由於新南街72番（今中山路12號）日治時期土地登記簿已佚失，而從三坎牌樓外觀裝飾手法相近，推測林萬勝應該也同時買下新南街72番。（註108）

裝飾元素大量取材自西洋建築中，運用了洗石子、紅色面磚，以戶的洗石子色澤較大溪其他牌樓來得更白，間柱柱身以磨石子技法處理，有紅色、灰色，柱身微微鼓起並搭配傳統建築方有的柱櫍（音同製）。 業主家族1910年代已在大稻埕開店，對於當時臺北城內、大稻埕流行的新式店屋外觀應不陌生，在大嵙崁街的三坎店屋，極有可能聘請來自臺北大稻埕一帶的匠師。 匾額落款「墨癡」推測為桃園吟社鄭永南，亦為當時著名書法家，原因： (1)鄭永南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詩作或是詩友互稱其為「墨癡」。（註109） (2)大嵙崁街上另有幾戶牌樓也是鄭永南的題字，其中下街20-1番「裕成」落款「墨癡鄭永南書」可供佐證。 (3)林家在頭寮之梅鶴山莊亦請鄭永南題字。 （註110） 「燕居」三坎店屋牌樓的規模顯示業主之財富實力，或許也受到對面「蘭室」的影響，意欲打造出三間式豪宅的形象。外觀取法臺北市街外來風格之造型與裝飾，反映其與臺北商務交流密切，以及家族成員受新式教育之背景下，對外來事務有較高的接受程度。「燕居」兩字具有濃厚漢詩意味，反映士紳階級的文學涵養，延聘書法家鄭永南的題字則透露大嵙崁街與桃園街士紳間的互動。

從土地登記簿資料顯示王式璋於1912年2月28日買下新南街59番（今中山路33號），當時登記住所已經是新南街60番。然而新南街60番（今中山路31號）之土地申告書業主為蔡士佑，且直到1921年8月24日才有土地登記資料，業主為王式璋；但從1912年王式璋住所即為新南街60番，推測至少在此時之前已買下並搬至此處。 市區改正工程進行期間，新南街59、60番均為王式璋持有，兩坎店屋面寬一大一小，外觀形式與裝飾相近，以突出部分來看，匾額題字不同，左右邊牆寬窄各異但同樣為菱形幾何裝飾，這個樣的裝飾圖像同樣出現在呂鷹揚家的新南街68、70。 牌樓的外來裝飾有三葉日式家徽、西洋卷草、科林斯式柱頭、齒狀飾帶、拱圈的仿石砌刻紋；傳統裝飾包含山牆頂部的雙獅戲球、自方勝圖轉化的幾何菱形、六角柱、柱質；外來與傳統裝飾並置，頗能符合屋主王式璋的社會關係，既與日方交好，又同時熱心地方事務。 牌樓邊柱使用白色或深褐色面磚，較特殊之處為兩坎店屋中間的邊柱，上為白色面磚，下為深褐色面磚為主，導致兩坎一樓之間的界線在視覺上較為退縮不突出，反而比較容易看到兩側或山牆上白色面磚為主的柱身；或許設計者有意透過邊柱色彩的差異，框出此兩坎為一戶人家的效果。

新南街59番的匾額「烏衣舊族」，其典故來自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東晉時王導、謝安等世家大族居住在金陵烏衣巷，「烏衣」即代表王姓世家。 新南街60番的匾額「龍塘世第」，其中龍塘為地名，位於泉州境內，所謂「龍塘之里，有王氏焉」。 （註112）

在臺灣北部有一支來自龍塘的王姓家族，即目前臺北二二八公園內黃氏節孝坊的黃氏之夫家；按《臺灣列紳傳》載王式璋為漳州人並非泉州籍，匾額所題的「龍塘」意在表達屋主姓「王」，而非王式璋的實際家世。「烏衣舊族」、「龍塘世第」乃透過人們熟知的王姓名望世家，來彰顯居住在此的王姓業主。

江家在下街經營歷史上百年，為福仁季的股東之一，從清領到日治時期江家在政治、經濟上都具影響力，其中江次德與江健臣父子先後獲頒紳章，江健臣更是1920年地方改制後第一任的大溪街街長。江序益、江序抱等則促成普濟堂關聖帝君信仰的萌芽發生。 江家當時於下街持有之牌樓中，現存尚11崁店屋，其中5崁之匾額名稱包含「全」字：全昌、全成、全興、全豐、全裕，為江家牌樓的特徵之一。下街6番第一進分為兩坎店面，各為「全昌」、「KANG」，其外觀造型各異，但從匾額題字「全昌」意味江家商號，而「KANG」為江家英文拼音，說明業主江序抱等人可接受外觀截然不同的兩坎店面，但牌樓匾額中要清楚宣示這是江家的店。 江家所持有的牌樓普遍運用洗石子，就其牌樓裝飾而言，傳統為主有3例，混合5例，外來4例，裝飾做工略有異同。下街20-1番（今和平路80號）與下街21番（今和平路84號）有相近的配置、山頭勳章飾，乍看似乎以下街20-2番（今和平路82號）為中心三坎成組，但匾額落款僅出現在側邊的下街20-1番，與一般三連坎店屋以中間為主的作法不同。 就圖像細部而言，和平路83、85號是扁頭寬嘴獅，和平路80號、86號為凸額頭獅；和平路70號、86號的麒麟分別為重鱗片與單鱗片；和平路48-1號, 81號都以西式卷草花器為核心，但手法各異；推測江氏家族各房修築牌樓時間雖相近，但各自聘請不同的團隊，同時在大嵙崁街施工匠師群應有數組。同家族之各坎店面外觀裝飾選擇不同的手法表現，反應各坎所有權分立的情形，可能也因應各坎店面各自有不同的營業項目、商業活動。

簡阿牛原居住在上街89番，在三角湧發展期間曾在三角湧街88番地寄留。 事業順遂後，陸續買入新南街一帶的土地，並在1921年間進行新築或改築建物，目前尚存的牌樓為新南街58番（今中山路35號）與92番（今中山路40、42、42-1號）。（註113）

新南街58番在日治初期被借為大嵙崁憲兵隊使用， 直到1913年11月撤退。（註114-115）

從建成商行在《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的廣告判斷，建成商行本店原設於大稻埕，在1915年將本店移至大嵙崁新南街58番， 作為公司營運辦公場所，有時也在此宴客 。（註116-117）

1917年日本人川田友之所著“FORMOSA TO-DAY”，以英文介紹當時的臺灣產業，提及簡阿牛的建成商行KENSEI-SHO-KO（The KENSE & Co.）位於桃園廳大嵙崁，主要經營樟腦業，在基隆、三角湧、大稻埕等地均有分店。 （註118） 按照新南街58番土地登記簿，1921年年5月30日登記新築建物「瓦葺土塊造平家1棟、建坪209坪9合7才」，同年6月簡阿牛又去出張所變更住所為新南街58番；就此推論，在此之前新南街58番主要作為商行營運辦公，經過改築施工後，簡阿牛與家人才搬進來。 新築建物巍峨立於街道，構造雖說是瓦葺土塊造，但騎樓立面意圖打造成一座石砌洋房的外觀，可說是將一個獨立洋房的玄關外接在實際為土埆構造的三坎店屋上，一般牌樓平面化的圓弧山牆造型，在此真正實作出完整的穹窿圓頂，其他牌樓內的入口還是傳統的門框，此處則比照西洋建築的門框構造，無論在造型與格局遠較大嵙崁街的其他店屋牌樓更為宏大，展現出主人家當時的地位與經濟實力。 從騎樓的木摺天花，洗練的洗石子雙柱，嫻熟的裝飾語彙手法，反映匠師團隊富有營造洋式建築經驗。營建設計者在有限的騎樓空間，透過中央穹窿的巨大量體、入口的洗石子雙柱，創造出宏大憾人的氣勢。牌樓重點部位的山牆內以具有裝飾性的勳章或圖像，其他部分則以幾何造型為裝飾，視覺上主從分明；焦點落在穹窿突出的老虎窗中央以花圈裝飾的「簡」姓以及突出的中英文「建成商行」，宣示牌樓業主與商號。 以牌樓的角度來說，「建成商行」具獨特性與企圖心，彰顯業主身分地位。相對於新南街58番「建成商行」的宏偉，斜對面同樣為簡阿牛持有的新南街92番，則為單純的紅磚砌造，顯示空間功能性與重要性之差異影響牌樓外觀。

就現存的牌樓觀察，興建時間點以中山路13號呂鷹揚所有的「蘭室」落款「戊午年」即1918年底為最早，次者中山路12號頭寮林家的「燕居」落款，「戊午季冬」則推論約在1919年初，兩者皆位於中山路上，可說是大嵙崁街的示範牌樓。至1919年夏、秋、冬都有牌樓完工，遍布和平路、中山路、中央路，想見當時市街境內工程陸陸續續進行半年，大部分沿街牌樓應多在此期間完工。而後於1921年出現零星店屋新築，如：中山路上簡阿牛的建成商行。 較早落成的牌樓以外來裝飾為主，多為拱構造，並已運用紅色面磚、洗石子等，爾後的牌樓出現樑構造、白色面磚、彩瓷等；店屋外觀多元豐富，顯見沿街牌樓面並無強制規範樣式，由施作者據業主意願，運用當時的技術與材料所營造；並突顯街區性質與業主個別偏好，如：以企業經營者為主的新南街（以今中山路為代表）較多見連坎、對稱的牌樓；而商業店舖密集的下街、新街（以今和平路為代表）各店屋門面多半採不同造型裝飾。誠如1919年《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所期盼，市區改正亭仔腳牌樓完成後賦予大嵙崁市街新面目。 大溪的牌樓構造、材料、裝飾等呈現當時受殖民政府引進的建築造型及技術之影響，立面裝飾常見外來（西式、日式或折衷）與傳統元素共融，可說是在時代更迭中面對新文化與延續傳統並進的特色，在地方代表紳商身上亦見這樣的特質。 自文獻檔案中發現日治前期桃園大溪地方代表商紳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促進地方共榮發展，無論是有形的市街建設或無形的民俗信仰都仍延續至今；而自大嵙崁有市街興起到市區改正後的大溪街，乃至近三十多年來推展的歷史街區保存，皆經由世代居民合力營造，再映證在地居民是市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與動力，也是至為寶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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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徐逸鴻，《圖說清代台北城》（台北：貓頭鷹，2011），頁51-52。 90. 「台灣因為官廳建築大多採用古典樣式，但是卻缺乏適合的石材，需要仿石造技術，日本近代由左官發明的人造石技術，便由日本將師傳來台灣。居住在大稻埕的陳旺來與郭三川為參與總督府廳舍、台灣博物館的台灣匠師，學得了開模印花與製作番仔花的技巧，並將其運用在市區改正的騎樓立面」。 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1895~1992》（台北：遠流，2012），頁131。 91. 筆者測繪目前中山路11、13、15號亭仔腳，發現此三戶亭仔腳深度不同，但通道部分卻維持一致寬度；並就大溪耆老古乾桂先生曾說日治時期各戶亭仔腳地坪高度一致，沒有今日地坪高低不一的情況，因此判斷大嵙崁街在市區改正的亭仔腳有統一的通道寬度與地坪高度。 92. 自老照片可看出街道兩側牌樓的樣式與裝飾程度各有差異，顯示如何裝修店面牌樓並無定制，出於業主的意願。而從草店尾街道路兩側還有清式傳統店屋，及各街區內不乏1921年才施工的牌樓，推測1919年合議要進行施工的範圍，並非含蓋整個大嵙崁街，牌樓施作應不具強制性。 93. 《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7月3第4版。 94. 富田芳郎，〈臺灣聚落の研究〉《臺灣文化論叢‧第一輯》（臺北：清水書店，1943），第9圖。 95. 洗石子技術為日治時期由日本引進混合以「水泥」混合「石粒」的裝修材料，具防災、保護結構、增進環境舒適度、美觀與裝飾的需要。 葉俊麟，《日治時期洗石子技術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9、58。 96. 武內貞義，《臺灣》（台北：臺灣刊行會，1927），頁563。 97. 高木正信，《新竹大觀》（新竹：臺灣經世新報新竹支局，1928）。 98. 富田芳郎，〈臺灣街の研究〉，《東亞學》6（1941），第20圖。 99. 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東京：新光社，1931），頁254。 100. 按1998年楊秋煜對中山路15號（新南街68番）之調查，其屋內堂號「有榖」與牌樓面的落款時間相同，中庭窗戶有泥塑裝飾，推論在建牌樓面同時也整修內部。 詳見楊秋煜1999《大溪「店」之空間構成探討》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頁118-121、160-161。

101.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7月15日第4版。 102. 詳見《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2月24日第4版：「桃園大嵙崁呂參事鷹揚氏。者番以黃茂才嘉壁君為□人。聘定枋橋林區長青山氏令嬡為次媳。去十四日。由新郎到岳家迎親。娶嫁送行有洋漢樂隊一行。」 103. 鄭永南（1878-1935）為桃園街人士，熱心公益，風雅而好吟詩，工於書畫以行草最為擅長，曾於桃園公學校教授書法。1910年授佩紳章，為「桃園吟社」創始會員之一。 參見台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1916），頁94；陳欣慧，《「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文化社會考察》（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62。 鄭國瑞主編，《臺灣書法家小傳（1662-1945）》（高雄市：高雄復文，2009），頁186。 104. 林源松生卒年參考黃士娟，《大溪林宅梅鶴山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頁2-23。 105. 詳見《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214，永久保存，第58卷第3件，1906年9月11日；冊號1313，永久保存，第43號第4號，1907年1月17日。 106. 詳見《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686，永久保存，第57卷第5件，1917年10月1日。 107. 1906年、1907年林源松的碳礦公文中住所都只有大嵙崁街新南街73番地，而在1917年的相關文件中住所已為大稻埕新興街15番戶，另註明原籍為大嵙崁街新南街73番地。 《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8日第7版，報導大稻埕林源松誤用非人，不肖店員收取大嵙崁街林萬勝現金，恣意花天酒地，行跡敗露而遭警方調查。可知至少在1911年林家已經在大稻埕有店鋪。雖然《臺灣商工人名錄》記載林源松地址為臺北廳大稻埕南街28番戶，但公文書內多以大稻埕新興街15番戶為林源松在臺北住所，理當新興街15番戶較為正確。參考杉浦和作，《臺灣商工人名錄》（1912），178頁。 108. 《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686，永久保存，第57卷第5件，1917年10月1日。 109. 《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5月14日第6版，刊載鄭永南詩作〈東遊留別桃社吟友〉，同版洪以南以〈墨癡詞兄東遊謹步謠韻詩以送之〉，洪以南所謂的「墨癡」即鄭永南。 110. 梅鶴山莊門樓匾額於大正12年（1923）由鄭永南所題，見黃士娟，《大溪林宅梅鶴山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頁2-11。

111. 依據林會承，《大溪、三峽、老湖口老街店屋立面調查與研究》，測繪圖修改。 112. 王人瑞主編，《增補龍塘王氏族譜（全一冊）》（臺北市：王人瑞會計師事務所，1984），頁10。 113. 上街89番即中央路78號，應為簡阿牛妻子黃氏玉的娘家，土地申告書業主黃裕，為黃氏玉之祖父。《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647，永久保存，第48卷第16號1910年4月28日；冊號3842，永久保存，第89卷第1號，1924年2月1日。 114. 富永豐，《大溪誌》（新竹：大溪郡役所，1944），頁146，載憲兵隊「初め現宿舍簡進福宅、後現簡水慶宅に」，簡水慶即簡阿牛之子。 115. 《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1月14日第2版提到憲兵撤離大嵙崁。 1913年的大嵙崁略圖尚見此處標示為「憲兵分遣所」，詳見《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5650，15年保存，第58卷第31號，1913年12月1日。 116. 大正4年（1915）簡阿牛於《臺灣日日新報》刊載元旦賀年廣告，建成商行位在大稻埕新街，在同年6月17日始政二十週年祝賀廣告，建成商行本店為桃園廳大嵙崁街，大稻埕新街則為支店。 此外，簡阿牛在大正4年以後的鑛業權相關公文書之簽署地址，多為新南街58番地；可推斷建成商行本店應於1915年上半年遷至大嵙崁街內的新南街58番地。 117.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2月7日第4版報導：簡阿牛（代表萬基公司）、呂鷹揚（代表和盛酒保）將於2月10日於建成腦館舉辦春宴，發柬招在北之紳商。可見新南街的建成商行本店，不僅作為公司營業所，亦具備招待宴客的功能。 118. 川田友之，“FORMOSA TO-DAY”（大阪：大觀社，1917）,頁157。